今天读书：《我国历代政治得失》，作者钱穆，本书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新我国刚刚树立，但钱穆先生却没选留在大陆，也没有去台湾，而是留在香港创建了“新亚学院”（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），作为我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历史学家、教育家之一，作者目击了辛亥革命前后，中华儿女关于我国命运的困难探究。作为历史学家，作者关于政治准则的了解有其共同的见地，关于其时知识分子对西方政治准则的疯狂，作者并不认同；不赞同全面否定我国传统的政治准则，钱先生以为政治准则要与国内环境相结合，准则与人事是相结合的；准则是系统化、突变的；准则是年代的产品，需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点去解读；任何准则都有两面性，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；准则自身有年代性和区地域性；一起，准则也是文明的组成部分。作者选取汉、唐、宋、明、清五个朝代从政治架构、督查系统、推举和考试准则、经济赋税准则、军事准则等多个视点叙述我国历代的政治准则的演化与得失。
秦汉作为我国封建世袭王朝初步，没构成西方的民主准则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构成了一致的政治局面，说白了便是我国太大了，与西方城邦国家不同，城邦国家吼一喉咙全国人民都听到了（即便罗马帝国，也是松懈的城邦体系），而秦汉之后的我国是一个千万人口的大国，集权是组织发展的必然趋势，但也正由于我国太大，也不能过火的集权。
西方的民主革命是由于政权不敞开，知识分子找不到从政的出路，只能是先从商，再从政，聪明人都去经商了；而我国早在唐朝便向知识分子敞开了政权，学而优则仕是历代读书人的最愿望，聪明人都去当官了，这是导致我国商业不昌盛的重要原因。
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在政治准则建造方面最要害的年代，唐朝消亡后，仍然有我国，但罗马消亡后，就再没有罗马了，这也是唐代之巨大远胜罗马之地点。
明朝政治架构最大的失误是废除了宰相，由于宰相胡惟庸造反，以防后患，朱元璋废除了宰相一职，只设置九卿，一天早中晚三次朝会，大小事都自己来。这样一来，一方面各部门之间缺少交流和谐，构成多头政府；其次，一天三次朝会，大臣们住的远，整天时刻耗费在路上，精力再好也受不了；另一方面皇帝也忙的没法解开，后来增设了内阁大学士（秘书）来帮忙处理公事，但这导致明朝的行政效率极低。政治架构的不合理是明朝走向式微的重要原因。
西方人讲政治要先谈主权，而我国人讲政治先谈职责。这是由于我国政权早就向知识分子敞开了，因而人们只需求议论职责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，谁承当了职责，全国便是谁的。而西方政权向民众敞开的晚，总是在争辩政权是谁的，这也是西方主权论的由来。
清朝是一个比明朝愈加独裁的政治体系，皇帝能够跨过六部长官直接向底层命令。
本书是钱穆先生以学者的身份对我国未来政治准则的讨论，具有明显的年代特征，作者着重政治准则需求与国情相匹配，单从政治经历而言，我国比西方要先进的多。
